据说清华大学和北京体育大学等高等学府正在试验一种“学训合一”的优秀运动员训练的新型体制作为“举国体制”的一种实现形式，这种探索值得称赞。

现行的“举国体制”出现了一种从长远看的负面影响，那就是运动员一旦退役，知识技能基础要比他们的同龄人差，在就业的市场竞争中除了少数知名运动员和政府安排工作的人外，多数并不占优势。因而，有可能影响这些曾为国家作出牺牲和作出贡献的人以后的生涯。究竟他（她）们最美好的青春时代奉献给了体育竞技事业，而真正的体育竞技生涯是相对短暂的，体育事业也在发展和提高，它需要有更高学科更多知识和技能的人为之服务，运动员直接转为教练我认为也是过渡性的安排，并非长久之计，否则我国整体的教练水平如何能够提升？！运动员退役后的出路问题是政府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如果安排的不好，将会影响运动员的来源，不能保证真正有理想的青少年能在体育运动中充分发挥他（她）们的禀赋。最近出台的运动员聘用制试行办法就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记得在“举国体制”最初设计的过程中并没有忽视运动员的文化教育，然而在实行执行的过程中，文化教育被“边缘化”了。因为，“成绩”的压力太重，眼前的成果不得不挤掉将来的利益。这是非常不幸的，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而运动员自身的过度商业化，也是价值导向方面使，使运动员“出了成绩便有了一切”思想占了主导，自然也就不重视文化学习了。反正有了名之后，不难再找个大学学习一下，得个文凭。实际上，政府体育管理部门对优秀运动员也是这样做安排的，现在的问题不在这些人，而在更多的进入了“举国体制”而又未能以“胜利者”的荣誉中走出来。

这种“学训合一”的体制在国外不少。在我们国内也有，好像也从未间断过，可惜的事没有得到重视，并把它作为一个发展方向看待。有的则流于形式，实际上变成了挂名的易地训练而已。这是值得我们总结的。

把优秀运动员放在大学或高等学校里半读半训，我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江苏省男子排球队打球时就是这个体制。我上午在南京大学里与同班同学一起上课，下午则集中起来进行2-3个小时的训练。我当时还是以上学为主，训练为辅，那时候全国刚刚开始建立专业队。我们的训练是校内在专门教练指导下的训练与集中到省训练基地进行整体训练相结合，那时我们也没什么“待遇”，只有“营养补助”而已。

现在的“学训合一”的体制当然不能像我们当年那样，在训练上有更高的要求。然而，学习是不可忽视的，是不能“走过场的”，否则失去了“教训合一”的真正意义了。当然，事业上可以选择，学制可以适当延长，学分也可以予以照顾。

这件事是以教育部门为主，还是以体育部门为主做呢，确实是一个值得社会各界集思广议的。我个人的看法是各有利弊，恐怕还要经过实践最后检验。现在把专业运动员纳入国家事业单位编制系列之中，我觉得这好似运动员训练的国家所有制，是否还能容纳非国家所有制的运动机制，形成以国家所有制为主，其他社会所有制共存共荣的局面，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